历史有垃圾时间吗，如何有韧性地活下去？｜二湘空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看理想生活 Author 唐小兵
历史有垃圾时间吗：如何有韧性地活下去？
文/唐小兵
二湘写在前面：10月，接连有两位华语文学的重磅作家离世，诗人痖弦与作家聂华苓，加上这几年去世的余英时，何兆武，齐邦媛，二十世纪群星闪耀的那些知识分子似乎正在花果飘零。如何怀念这些已经远行的大师们？从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什么？唐小兵老师主讲的《回忆录中的20世纪》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悟。
十月初的时候，我和唐小兵老师，徐涛老师做过一场直播，从民国的知识分子到当下的精神风貌，从当下的留学到民国那些海归的大师们，聊得很开心。周三晚上8:30，我会和唐小兵老师的导师许纪霖教授一起聊聊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什么是知识分子，北京的知识分子和上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欢迎大家来听听。
“历史垃圾时间”来了吗？
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要来阅读这些知识分子关于20世纪的回忆录、口述史？
我想，当下这个时代的动荡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构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挑战。我们曾经所期望的、所想象的，是“黄金时代”，是“二十年之后来相会”，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走上升的曲线，有时可能停滞，有时可能会下滑，有时甚至可能会断崖式地下跌。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如何自处？自怨自艾吗？在抱怨、愤懑、抑郁中间这样度过一生吗？我们怎样来操持个体的生命？
有人讲所谓“垃圾时间”和“黄金时间”——从1840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将近两百年的历史，这中间有多少时间是属于真正的“黄金时间”？有多少时间属于“垃圾时间”？
比如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的历史，这么多190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逃难、革命，其实每个人生命都非常的脆弱，但是我们看到，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尤其前半叶的历史，在那样的情境下，那些人、那些对文化有敬畏的人、那些知识分子，仍然相信中国不会灭亡，用齐邦媛的话来说——“弦歌不辍”。
包括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谈到的，那时教学的设备非常简陋，教室也很简陋，晚上都没办法看书，他们只好跑到昆明的茶馆泡茶去看书，还时时要跑警报。但是，何兆武先生也说，他和他的同学反而感觉生活在那个时代有一种幸福感。
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这种幸福？那是战争的年代，是匮乏的年代，是极度不堪的时代，那是连亲人的音讯都全无的时代，但是她/他们有时候反而有一种幸福感。
幸福感来自于，她/他们是一群活得特别纯粹的人。
一方面是求知，另外一方面对家国那种关切又是非常真诚的，还有一方面她/他们对未来有一种期待，她/他们觉得中国终归会走出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隧道，对未来有着强烈的期望。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构成她/他们那一代人没有放弃自我的理由。
一种有体温的回溯
今天很多历史研究越来越客观化，都是数据、都是资料、都是制度、都是概念，你看不到“人”。然而，口述史也好，回忆录也好，你会看到“人”本身，而每个人用怎样的方式去回忆她/他的过去，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以及所处的位置就又不一样。
余英时先生1973年在新亚书院演讲，他说：“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永远跳动着现实的生命。”我想，回忆录也好，口述史也好，其实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历史记忆的方式，关切人的感受、人的处境、人的命运，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历史与现实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双向奔赴的、彼此理解的过程。
我们经常会说“有代沟”，好像一代人理解另外一代人很难，但如果你真的非常认真、真诚、坦率地去阅读、去思考、去交谈、去尝试理解，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我们仍然是有可能把一些真正有内在价值的东西相互进行传递的。
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有一个历史变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我们把这样一类人称为“士”。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是处于四民社会之首。那么，“士”更多的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士大夫”，这样一群人她/他其实是一批职业的读书人，她/他们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方式，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传统中国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有权力的人往往同时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相当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掌握权力，所以权力和文化是二合一的。
到了现代社会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从士大夫向现代的知识分子转型的过渡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概念工具、所生存的空间、关怀的问题，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
一方面，在废科举以后，知识分子是从士大夫走向了现代专业知识分子——有了新式的报刊、现代的大学学堂、各种的出版社等等。传统中国那样一种“学而优则仕”的管道断裂了以后，专业知识分子所构建的学术社会开始出现了。
另外一方面，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跟西方知识分子还是有很大区别，她/他仍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士大夫文化的影响，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家国天下情怀。
比如说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吕思勉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根华教授的研究发现，吕思勉先生身上是有强烈的平民意识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写了大量的政论，包括财产、房屋、税收等等，这些和老百姓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议题他都有关注，他也都发表了评论。他经常收集各种报纸，在报纸上做了很多批注。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他是个象牙塔里的历史学家，但他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变动变迁、对人民的生活有高度的关心。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所以，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她/他们一方面拥有走向现代的专业化的精神，但另外一方面她/他们身上又有非常强烈的中国的士人文化所映照的家国天下情怀——这依然是非常浓烈的，1954年那么多知识分子想要从海外回来就印证了这一点。
“然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这样的家国情怀我们可以用一个佛经的故事来比喻——
一只鹦鹉，本来生活在一座山上，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居住。后来这座山起火了（这座山就比喻中国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命运），这只鹦鹉知道后，就飞到河边，用翅膀沾了河水，然后飞过很遥远的路途，好不容易飞到山上去，扇动翅膀，希望掉下几个水珠。
结果，鹦鹉就被天上的众神所嘲笑，这完全是九牛一毛、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样几滴小水珠，相对一座起火的大山来说，这有什么意义呢，不是很虚妄吗？
这时，鹦鹉说，“然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虽然现在我离开这座山，现在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面生活，没有身家性命之担忧。但是，这座山是我曾经居住过的山，这里有我的记忆、有我的乡愁、有我关于童年的记忆，有我关心在乎的人，有她/他们的生活、她/他们的日常，所以我不忍心。
在我看来，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故事里的鹦鹉。无论是左翼也好，还是自由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有共同之处：她/他们对于整个中国进入现代以后的命运处境和历史走向，都有一种不忍割舍的内在的关切，构成了共同的精神的底色。这种精神底色也就构成了一种精神动力。
比如巫宁坤后来讲了一句话：“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而丁玲到了晚年，也并不后悔参加革命。因为很多人把自己的生命放到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中之后，虽然有反思，但她/他仍然会觉得我并不能把自我想象成为一个完全的原子化的个体，我的生命意义和现代中国历史的展开是内在地结合的。
再比如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表演讲，他说：“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你们会看到，因为我们回来了，中国会将会不一样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也是值得今天我们去思考的。
所以我想，我这里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现代的大学成立以后所形成的一个专门化的专家这一类型，而更多的讲的是一些对社会有公共关怀、对文化有担当的、对于这个国家的走向有使命感的，并且非常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这样一批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她/他们有一种道德勇气，也有这种智慧，还有专业的知识，来不断地提高拓展社会的观念的水位。这是我心目中所定义的“知识分子”。
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就像萨义德所讲的，她/他永远是一个时代的格格不入者，永远是体制的边缘者，永远是向权势说真话的人。她/他既向权势说真话，也向资本说真话，同时也不完全屈从于民意、屈从于大众。
那么，这才彰显出了知识分子一种独立的精神，也就是陈寅恪先生纪念王国维的碑陈中所谈到的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才符合我所讲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为什么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会面临一个永恒的困境？
写回忆录的人很多，为什么我会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特别关心？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是非常独特的。一方面，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革命，她/他们是中国历史进程非常重要的推动者。但另外一方面，她/他们又是被拷问的对象。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群体，她/他们事实上的身份跟她/他们在理论上、概念上所处的地位之间，存在一个永恒的冲突和困境。
一方面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人，大多数出生于没落的士绅家庭，比如说资本家、资产阶级或者传统中国的士绅家庭，她/他们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造自我、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乃至作为改造世界的愿望。
这样一群人往往相对来说家境还可以，但同时又有点没落，所以她/他们身心往往是比较敏感的。她/他们对新的时代浪潮风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观念，是比较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受得到，能够迅速地吸收并且转化为自己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资源的。
因为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她/他们要逃离家庭，所以她/他们对家庭、对社会有非常强烈的批判意识。这里面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导致这样一群人她/他们在家庭与政党之间，处于两头不讨好、上下不着地、两头不到岸的状况。
这样一群投身革命的知识人，她/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是天然的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阵营，而这样一些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阵营的人，在理论上又属于革命的对象，属于政党文化所怀疑的对象。因为按照阶级分析的方式，这群人按照阶级属性属于资产阶级，她/他们天然的具有某种软弱性、妥协性、背叛性。
所以，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个革命的文化中间，她/他就面临一个永恒的囚徒的困境——她/他认同了革命的理想，但革命的政党往往对她/他们时时刻刻保持一种怀疑，她/他们需要不断地通过某种展示忠诚的方式，来证实自己内心是向往革命的。
比如像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面讲到他自己，他觉得自己是个高等游民，说他自己是个废物，说他身上有中国士大夫残留的士绅意识，但是，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作为一个中共的总书记，又需要他有一种钢铁般的意志，需要塑造一个新的情感、新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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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最后说，他终于可以休息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这样一个角色却在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永远处于一个天人交战的永恒的困境之中，这导致投身革命的知识人身上弥漫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宗教感。
何为宗教感？就是你不断地向上帝证明你是全身心地奉献了自己。但是人的内心怎么样证实、怎么样证伪？而且一次证实，并不等于永久有效。所以你看到，在以后的历史中间，无论是延安的整风运动，还是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文革也好，她/他的忠诚性时时刻刻需要被检验，需要被自我反复确证。
另外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自由主义者往往很多是欧美留学回来的，她/他们对知识、对学术、对文化有强烈的认同和追求，但是她/他们也希望（比如像陈寅恪先生），在现在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以学术、以文化、以思想的方式，来为现代中国的富强、繁荣、独立、自由奠定一个更好的、更厚实的基础。
但是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她/他们有传统中国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士大夫意识的余留——
从清末到民国，整个现代中国的展开的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充满了屈辱感的悲愤悲欣交集的历史，也是一个起火的世界，她/他们怎么可能忍心把自己关在一个书斋里面、关在一个知识的阁楼上面玩智力的游戏？所以，她/他们对整个中国的走向有一种不忍割舍的家国的情怀。
那么，这样一些人她/他们往往也面临着另一种困境。在我看来就自由主义知识人、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她/他们永远面临一个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取舍。
比如像胡适，一度宣称自己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后来还是参与了《每周评论》，创办了《努力周报》，后来参与《现代评论》，到1930年代又参与编辑《独立评论》，到了50年代参与《自由中国》，40年代对《观察》有很多支持等等。
1960年的胡适
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些自由主义知识人对于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处境、中国的走向都有一种非常发自内心的关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一方面在20世纪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一方面留下非常丰富的材料，触角广阔、多元。而在知识分子内部，也呈现比较多元的样貌，比如说有偏保守主义的、有偏左翼的，也有偏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别、不同阶层的知识人，都有对20世纪中国不同的回忆，这些不同的回忆之间，就会构成众声喧哗的多重旋律。
读这些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其实有助于把20世纪中国历史那样一个多重的、多样的面貌恢复、呈现出来，而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历史的面貌、历史的面相。
我们并未真正走出20世纪
读这些知识分子关于20世纪的回忆录、口述史，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在20世纪中国的延长线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走出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期的逻辑思维和话语。
我们以前以为我们走出去了，以为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突然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活在一个二手时间里面，过去在重复发生。
那么，我们怎样面对二手时间，怎么面对自我，怎么面对过去？托克维尔讲了一句话，他说：“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的时候，人类的心理就在茫然中游荡。”
如果我们对过去完全无知，觉得这些都是老黄历了，不需要了解，那其实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很清楚、很通透地去理解当下的政治、文化、语言、思维的现状是何以形成，去理解为什么历史并不一定会全然进步的，有时会有返祖、借尸还魂的现象。
更进一步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活？我们就悲叹、痛苦吗？
我想，我们可以从自己身边开始慢慢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从周边、从附近、从日常出发，去行动、去思考、去写作，这可能会让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特别大的时代变动的时候，为我们自身留下一些安定自我的力量，甚至能够安定到别人。
王鼎钧先生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一个知识分子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做特别多事的，没办法应付一个特别动荡的时代，但他可以为下一个和平的时代，埋藏知识，留下种子。
许纪霖、唐小兵等著《有为有守》
我觉得历史学家的工作，回忆录、口述史的写作，其实也是在“埋藏知识，留下种子”。因为历史本身最微妙之处、奥妙之处，在于历史本身的展开并不像历史规律所呈现的那样，是完全结构化的、功能性的、可预测的，它往往会有各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吹过来，最后形成一个历史的合力，会有很多偶然的裂隙出现。
我们谁也没办法完全预测到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阅读思考，为一个更好时代的到来做一些准备。
有韧性地活下去
在《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这档节目中，我们会选择有关20世纪中国一些重要的回忆录作品共同阅读。
我们会从胡适、沈从文讲起，也就是从20世纪初讲到20世纪80年代，希望能够选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有独特面貌的、个性化的回忆录、口述史文本进行展开，为大家呈现更多的故事、更多的细节、更多的“人”的历史。
王鼎均先生曾经在一次访谈时讲了这样一句话：“我很想知道跟我不同的人怎么活的，我既不能再世轮回做另外一种人，也不能灵魂出窍钻进别人的肉体。我只能读那个人写的书，尤其是他写的回忆录。我读这些人的回忆录，等于是让这些人替我活了一辈子，扩大我这个人的境界。”
而整个20世纪中国，其实是我们日常生命中一个“内在的他者”，并没有完全过去，甚至还不断地在重新回来。我们对于20世纪的理解，无论是带着温情与敬意，还是批判与反思，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和过去的世代，和过去世代的一代代人，构成一个生命内在彼此高度衔接的通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更多从历史深处摆渡来的，一种生命的智慧和韧性，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支撑起我们的生命，而不被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压所压垮，不被这个时代一些无聊的东西席卷而去，能够活出一种光彩，活出一种丰富，能够更好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这个时代，就像宫崎骏的电影《起风了》所讲的：“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这是很艰难的时代，但在我们努力应对日常生活挑战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阅读、通过思考，可以不断从历史中汲取能量，来支撑我们应对今天的这个时代，从而更加平稳地穿越这个时代。这也是我希望能在这档节目里，能够传导给大家的一种能量、一种目标、一种扩充心量的可能。
唐小兵：学者，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本文整理自看理想app唐小兵主讲《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发刊词及问答节选。完整内容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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